浅析袁世凯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性贡献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由袁世凯领衔,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广总督岑春煊、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,推广学校,得到批准。清政府谕令从丙午(1906)科起,停止所有乡试、会试和各省岁试。如此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,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。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,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,并说自己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。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,非常重视“开官智”,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。

一、袁世凯力主废科举

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与掠夺,“西风”在中国渐进,一些人自然会发现中国科举制度的滞后。对于这一项制度,朝野上下早已议论纷纷。但是因为牵涉面太广,迟迟没有改动,他们所担心的是废除这一项制度后,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与动荡。毕竟这要触发数百翰林,数千进士,数万举人,数十万秀才等,会彻底摧毁无数人毕生的努力和追求。因此,虽然废科举一直有动议,但没人肯当“出头之鸟”,恐树敌太多,也怕动摇制度的根本。此时,袁世凯挺身而出。当清末新政实行,废科举被视为“破冰之举”时,袁世凯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个烫手山芋。袁世凯先是借助1902年冬请假回籍安葬生母之时,乘火车到武汉,然后沿长江东下,再北上,沿途与代理湖广总督端方、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商量,达成分科递减的共识,同时约定第二年春天联合起来向朝廷建议。返回天津后,袁世凯又进京活动,就此事跟大学士、军机大臣荣禄、鹿传霖等人交换意见。1903年新年刚过,袁世凯就致电张之洞,商议起草奏折稿。起草奏折时,张之洞顾忌责任过于重大,坚持不担任主稿,于是袁世凯只好亲自拟稿。十天后袁世凯给张之洞电传了折稿全文,张之洞表示同意,让袁世凯联络其他各省,领衔上奏。

1903年3月,袁世凯主持、撰写的《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》正式出台,由北洋大臣,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,联合南洋大臣、两江总督张之洞,山东巡抚周馥,四川总督锡良等将奏折递交朝廷。但由于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文韶坚决反对这一改革,此计划被迫搁浅。虽遭遇到阻力,但袁世凯依然坚持不懈。1905年王文韶军机大臣一职被罢,袁世凯再次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广总督岑春煊、两江总督周馥、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上奏折“请立停科举,推广学校”。这次朝廷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建议,宣布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、会试一律停止,各省岁科考试同时停止。这样从隋唐以来实行了一千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了,它的终结者是袁世凯。

二、废除科举后的缓冲过渡

一切不出袁世凯等人的预料,废除科举在当时所引起的巨大震荡对于全社会各阶层人士,特别是对读书人来说是晴天霹雳。但是袁世凯等人为这些士子留了一些出路,如创设各种学堂,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。对于已取得举、贡、生员资格的读书人,分别不同年龄段,做不同安排:三十岁以下者易于改业,均令入学堂学习深造;三十岁至五十岁,可入仕学堂和速成师范,以谋出路;五十岁至六十岁,以及其他年龄段不能入速成科者,为他们宽筹出路;六十岁以上者酌给职衔以示安慰等。对于新式学堂毕业人读书人则分等次,让他们同科举考试挂钩,以适应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。设计共分五级:第一级,通儒院毕业,给予翰林身份,按三等分别授以较优越的京、外官职;第二级,大学堂及相应学校毕业,给进士出身,授翰林院编修、检讨、庶吉士、各部主事等官,升学科入通儒院;第三级,大学堂预科,各省高等学堂,高等实业学堂,优级师范学堂毕业,给举人出身,授官知州、知县、内阁中书等,或相同级别的官职,升学可入大学堂分科;第四级,中学堂,中等实业学堂,初级师范、初级简易师范毕业,给拔贡、优贡等贡生身份,除中学毕业者外,其他可授县学官等,升学可入第三级学堂;第五级,高等小学堂毕业,给癝生等生员身份,升学可入第四级学堂。这种奖励新式学堂出身,将之作为做官条件的方式,后来一直为人诟病,认为这是科举制的变相遗留,是“换汤不换药”。但这种方式是不得已而为之,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阻力和震荡是巨大的,必须有充分的缓冲过渡才行。所以废科举是一件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事件。

三、袁世凯重视人才,兴办教育

袁世凯对军校的建立十分重视,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武备学堂,该学堂培养初级军官,先后由冯国璋、段祺瑞兼任督办,这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军校。从该校毕业,后来成了重要将领的有孙传芳、孙岳等人。另外,保定军官学堂,1906年创立,教授高等军事科学理论,该校产生了许多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,如蒋介石、张治中等。当时军校云集在保定,保定是近代最大的军事教育基地,而且是中国陆军的摇篮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:1901年袁世凯在济南创办大学堂,拟定试办章程;1905年,在天津小站镇开办电讯学堂。

清末十年,直隶基本上由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所统辖。袁世凯顺应历史大势,大力倡导兴办师范教育,因此,清末直隶师范教育成效显著,居于全国领先地位。这是因为袁世凯看到内外舆论公认新办师范教育,所以他更重视直隶师范教育。正如日本学者日户胜郎所说:“清国教育下手之第一著,莫急于先起师范学校,以造就各省小学校、国民教育之教员。养成教员者,是教育上最先最大之急务也。”直隶初步踏上了教育近代化的轨道,如创立的各级各类官立师范学堂,有1902年保定设立的直隶师范学堂,1902年在天津城北设立的北洋师范学堂,1904年创办的北洋女子公学(即天津女子公立学堂)等。另外,袁世凯还鼓励和支持私人开办师范教育,主要成果有1904年严修首创的师范讲习所;1906年温世霖创办的普育女学堂等。

袁世凯废科举等,推广学堂,重视教育,这与袁世凯的个性是分不开的。袁世凯知人善任,发掘人才,不论在编练新军,还是创办实业,都广泛地搜罗人才并加以重用。袁世凯在直隶的政绩与他重视人才和重用人才是分不开的,然而,在动荡的社会转型时期,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。袁世凯认为创办新学堂可以培养出大批人才,因而他十分重视办学与教育。